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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Wang兄搜寻孙歌给《语言与翻译的政治》所写的前言，却看到了我的《鲁迅与翻译的政治》，这是我未曾预料的事情，除了Blog上的闲言碎语，没想到我还有别的文字在网上留存。

鲁迅与翻译的政治

    本文拟将雅各布森的翻译概念（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纳入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的观念之中，以此扩大的“翻译的政治”的视野审视鲁迅的翻译理论的意义。对于鲁迅来说，翻译是一个具有相互矛盾的多重力量关系的图景：“世界”、“民族”（“国家”）、“个人”（“人”）相互缠绕，并在这种缠绕中生发出重写书写这些概念的可能性。由此，鲁迅的“翻译的政治”就是抵抗的政治（竹内好所说的“双重抵抗”）：一方面是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抵抗（语际翻译），另一方面是对前现代的传统（“国民性”）的抵抗（语内翻译）。然而竹内好同时将“抵抗”命名为“自我执著”，这意味着鲁迅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抵抗中包含着对“有益的认知暴力”的认同，在对前现代的传统的抵抗中同时有着对传统的确认（“白心”）。鲁迅从“抵抗的翻译”中期待新的主体的再生，这种主体不是实体化的主体，而是“弥散的主体”——总是从语言的边界处获取力量，防止任何“霸权”的产生，从而无限接近“自由”的境地。

          关于对鲁迅的翻译研究，一方面是“长久以来，在中国鲁迅研究界，相对于鲁迅其他文学以及非文学的活动来说，翻译一直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的”，“直到今天还没有一本鲁迅翻译活动研究的专著”（王宏志1999），另一方面，“有关语言与翻译的政治，是我们大陆学人思考中的一个盲点”（孙歌2001）。即便是在被张历君评价为“精彩”的《〈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前言》后，关于鲁迅翻译的研究大多仍然是在缺乏对翻译的洞察即在没有“为翻译定位”的情形下的研究，是“符号学”（“诗学”）分析而不是“话语”（“政治学”）分析（斯·霍尔），或者说这种研究仍然只是孙歌所言的“实感的缺乏”的情态。同时鲁迅作为翻译中的符码，被不断在翻译的情境中被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竹内好、伊藤虎丸、杰姆逊等），鲁迅的被翻译以反向的方式进入关于鲁迅翻译的研究。由此关于鲁迅翻译研究获得了政治学的追问方式，尼南贾纳所谓的“翻译的问题系成了有关引发再现、权力以及历史性这诸多问题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场点”在此可以作一个相反的表述，“再现、权力以及历史性这诸多问题”构成了鲁迅翻译的问题系本身。

1．翻译的概念

       从翻译的词源学（斯皮瓦克对哈里斯的引用，translation被分解为trans-lation）与翻译的理论史（尼南贾纳与乔治·斯坦纳对翻译理论的梳理）提取“翻译”的认知意义：跨越语言边界的隐喻与再现。在中国《周易》的注疏将“译”解释为“易”同样提供了对边界的自觉。

２．移动的边界

        在翻译行为的发生之处，语言的边界既是确定的又是模糊的（斯皮瓦克所谓语言织边的脱落），而译本作为两种声音的复合（西奥·赫尔曼）则同时标明了它与自身所处语言的分别。也就是说语言的边界不仅存在于语言之间，也存在于语言之内，正是在这里呈现出雅各布森翻译理论的意义——在雅各布森那里翻译被分为与内翻译、语际翻译与符际翻译（斯坦纳秉承着同样的划分方法）。然而这并不是在同一标准下的界分，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以同一种符号内的翻译为前提而相互区分，两者之间既是一种隐喻关系，又是一种转喻关系。

３．“翻译的政治”

        语际翻译在语言间确定行为的发生，然而语言自身作为多层次的存在（古典语言学中的“语法、修辞、逻辑”，斯皮瓦克所说的“语法、修辞、静默”），使这种行为无法简单是话语或文本的简单对应（语法的对应），而必须在干扰语法的“修辞”与“静默”中确定自身的不可能性（德里达：正是翻译的不可能性使翻译成为可能），即语言间的不对称关系。由于语言同时是权力关系的分布之处，“翻译的政治”（斯皮瓦克）作为对翻译的话语形成范围（福柯）的洞察深入到语言深处（尼南贾纳“为翻译定位”，刘禾所强调的“跨语际实践”，张旭东所提出的“两个脉络”）。然而斯皮瓦克主要针对的是殖民主义语言对殖民地语言的征服，她没有考察相反方向的翻译，这因此也产生了孙歌将鲁迅与斯皮瓦克的不当对比。

４．翻译的政治

       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隐喻且转喻的关系，使“翻译的政治”不能不同时是语内翻译的政治。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语际翻译的形势往往借由语内翻译的格局才予以确立（孙歌所谓“收编了的修辞”，刘禾所谓边界的渗透，周蕾所谓西方主义，斯皮瓦克指出的本土空间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联接），另一方面语内翻译所标明的差异关系同样是一种权力关系，同样需要政治性的解读与政治性的解构（福柯“话语的秩序”，贝尔·胡克斯“语言，斗争之场”，沃洛希洛夫对语言意识形态性的分析）。在此，翻译的政治的概念被有意的挪用，它包含斯皮瓦克所赋予的意义，又被扩大了使用范围。或者说，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中的“翻译”，被雅各布森的“翻译”所置换。

1．翻译作为鲁迅的内部事件

       无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还是作为启蒙者的鲁迅（竹内好），翻译都贯穿了其一生：从翻译开始，也以翻译结束（《死魂灵》的未完成）。在此翻译的旅程中，鲁迅以“日本”为媒介，其翻译的目光经历了从东欧到苏联的变换，而“东欧”与“苏联”被作为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隐喻，亦即是隐含着从对中国作为“弱小民族”的确认到对中国作为强大的民族国家的期待。

２．鲁迅的翻译史描述

       鲁迅将自身的翻译置于对汉唐佛经翻译的继承，而鲁迅同时又看到当下的中国与汉唐之间的差异——缺乏真正的主体性力量。鲁迅的翻译由此有着一个显著的特征：主体性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而首先将在翻译中创造。

３．鲁迅对翻译空间的描写

       在鲁迅的时代，翻译不仅是一个互文（inter-text）的问题，更是一个语境（context）的问题：翻译作为现代事件出现，作为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的一部分成为整个世界的幽灵般的力量。翻译成为被迫的事情，相对于殖民主义话语，鲁迅的翻译或者说是一种“反翻译”。鲁迅对此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并对此作了焦虑性的描写。

１．语言的紧张

鲁迅对语言差异的理解与语言差异中翻译的（不）可能性：对照于本雅明、德里达、德曼、斯皮瓦克

２．“硬译”与“贴服”

鲁迅“硬译”的文化意义：对语际和语内霸权的双重反抗（竹内好的“反抗”）；与西方翻译理论中的“直译”相对照，与斯皮瓦克的“贴服”既存在着相似的关系（孙歌），又是一种不同的维度（翻译的方向性）。

３．“反抗被描写”与“国民性的神话”

以竹内好的“双重反抗”与斯皮瓦克“有益的认知暴力”对郜元宝的《反抗被描写》与刘禾《国民性的神话》进行解读与改写。鲁迅与斯皮瓦克并不拒绝西方的再现，而是承认在殖民主义话语对殖民主体的呼唤中存在有益的认知暴力。郜元宝所提出的关于鲁迅“反抗被描写”的命题中“反抗”就是一种以承认为前提的的反抗（竹内好意义上的反抗），突出表现了鲁迅这一点的例证便是鲁迅关于《支那人的气质》的复杂态度，一方面这是他国民性批判的资源，另一方面他同时也批判了这本书本身。戴锦华所一再使用的“镜像”和“镜城突围”的概念也在此能够互相参照。

４．日本·东欧·苏联

鲁迅对客方语言（刘禾“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文本的选择中的政治含义：现实的民族隐喻与乌托邦；鲁迅与日本人对尼采的不同接受凸显出鲁迅作为翻译主体的主体性。

１．从语际到语内

“我懂得弱小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语际的斗争形势恰恰在语内有其根源，以“三一八”惨案为契机，国内的政治被转换为国际的政治，或者说语内翻译的艰难形势被放在语际翻译中才获得真正的理解。

２．文言与白话

语际翻译对语内政治的消解，在文言与白话的斗争中显明的是竹内好所谓“对不承认失败的反抗”（反封建）。文言与白话的斗争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一方面鲁迅在对文言的诅咒中仍然将文言作为白话的资源，另一方面文言与白话必须在文言—白话—外来语中才能确立语言的真实格局。

３．大众语与“绝对的白话”

从鲁迅早年主张的“重要的是行”到后期对大众语的支持，鲁迅从言行的对立转变为将言语作为行为来看待，群众的自我表达本身便是一种政治事件。然而与瞿秋白不同，他认为“绝对的白话”是不可能的，只能在现实的语言资源中逐渐确立语言的形态（对语言乌托邦的批判）。

４．“表达自己”

           鲁迅的文学梦想：这些底层的人民——他们构成了中国国民的多数，“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张口”（鲁迅全集7卷，82页），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必须是由工人农民自己“写出自己的意见”（鲁迅全集4卷，288页）。（钱理群《与鲁迅相遇》119页）这与福柯、德勒兹《知识分子与权力》可相联系，福柯认为“群众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福柯集》205页），德勒兹说“人民不在乎代表，这一切似乎该结束了”（《福柯集》207页）。鲁迅与福柯、德勒兹的差异在于他不认为人民能够自动表达，而必须有一个知识分子代为表达的过渡时段。事实上可以认为鲁迅处身于福柯与斯皮瓦克之间。斯皮瓦克对福柯的说法表达了强烈的质疑，她认为属下并不能说话，而必须由知识分子作为代表（再现）（《属下能说话吗》）。

　　１．历史中间物与语言

　　　　汪晖在《反抗绝望》中对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作了深刻的剖析，认为这构成了鲁迅思想的基点。沿着这样的论断，“历史中间物”意识同时也成为鲁迅关于语言的意识，鲁迅对语言乌托邦保持着始终的清醒。而将鲁迅“声发自心”“朕归于我”的表述置入“历史中间物”的语言之中，则语言中的主体就是具有历史规定性的主体。

　　２．人，世界人与语言，世界语

 “声发自心”“朕归于我”包含的是一个现代主体的命题，亦即柄谷行人所言的“内面的发现”，而“内面的发现”同时就是“文言一致”的问题，人依靠语言获得现代的规定性。然而人在获得现代性的个体意义的同时，也获得了民族国家的集体主体的含义，亦即“个性”在确立的同时包含了对“个性”的压制，并由于民族国家亦必须在“主体间性”中获取规定，由此“世界人”对于鲁迅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压制个人的力量与解放个人身上被强加的集体认同压制的力量。而从这种解放的含义出发，“世界语”成为了世界大众联合的媒介，它作为所有人的外语与所有人构成了紧张关系，正是这份紧张使个体能够突破现实的政治关系提升至消解掉所有现实关系的空洞的境地，成为弥散的主体。

　　３．“弥散的主体”及其生成